政客為權力而戰(zhàn)，政治家為責任而戰(zhàn)。

我的離職，是我不情愿的，但同樣也是沒有贏家的，沒有所謂改革派或者舊勢力任何一方的勝利。勝利的惟一標準是整個上藥事業(yè)的持續(xù)發(fā)展。

我的離職，我是有責任的，盡管我的去留不是我說了算。我不愿因我的離開而讓上藥的發(fā)展受到波折。但這又是一個事實，我的離開確實讓上藥的發(fā)展充滿更多不確定性。我所推動的新上藥戰(zhàn)略僅僅啟動了3年時間，諸多基礎并不穩(wěn)固，退回去走老路輕而易舉。

我很清楚，國企一把手的處事底線是必須保住自己的位置，有這個基礎才能夠談這個假設之上的東西，才能夠讓新上藥戰(zhàn)略穩(wěn)步推進。出現(xiàn)今天的結果，不外兩點，亦或我太相信組織了，亦或我還是沒有管住自己，沖動的懲罰，戰(zhàn)略管理上的突進冒犯了既得利益。

人就是這樣，說起來，什么道理都明白，但做起來，總是控制不住。或許正因為如此，歷史的真實和多樣才如此不可捉摸、不可理喻。

這段時間，我把自己原來的手機號碼關停了。理由很簡單，我若不接朋友的電話顯得不禮貌，若接了電話不談點什么也顯得不禮貌，我若是在此時說一點什么，又會有人覺得我對他們不夠“禮貌”。其實我的手機暫時關停了，也是對朋友們的一種解脫，我知道一些上藥內(nèi)部或外部的朋友為給我的電話或短信，可能陷入一種兩難——即要表達對我的問候和關切，又要讓我不至于感覺被安慰和被同情。被安慰和被同情對于我這個年紀的人而言，是一件有損尊嚴和體面的事情，它幾乎與弱者劃等號。但我必須坦然，在這件事情上，在一個組織系統(tǒng)內(nèi)，我確實是無可懷疑的弱者。不管我的精神多么獨立和自由，也不管我的內(nèi)心多么不在乎一切身外之物。

我說過，自己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刻是什么都不干，這保證了我在這段時間不會有半點失落。盡管我還說過，人生最奢侈的是無所事事的消耗生命，但這后一種情況是自己在一個有使命有擔當有責任的狀態(tài)之中。我也承認，正是4年前重振上藥的使命激發(fā)了我的熱血和斗志，讓我義無返顧、乘風破浪，但現(xiàn)在，我卸下了這個沉重的叫做使命或責任的包袱，我離開了那種狀態(tài)，并且是不以我的意志為轉(zhuǎn)移。

坦白的說，今天這個結局在我的腦海里重復過上百次，但這一天真的出現(xiàn)時，我仍然有點吃驚，有點突然，感覺太快了，太不可思議了。4年前，歷史賦予我重塑上藥的使命，4年后歷史扼殺了我的這個使命。這就是歷史的不講理，想給就給，想收就收。讓人想不明白的是，如果注定要收回去，何必又要給出來，這就像一對悲情的戀人，緣分讓兩個人相識相知，卻在各自準備托付終生的時刻，突然將其拆散。

如果一定不要去抱怨，那惟一能夠說服自己的邏輯是，一切充滿偶然。偶然，容不得你不去毫無保留的接受。因為偶然，人們就可以很便捷的將自己的愿望和努力放在結果之外。因為偶然，人們學會了必須珍惜或喜或悲的一切歲月。

歷史的偶然無可置疑，但我卻不能將全部的歷史推給偶然。這段時間，我的所思所想，總結起來可以這樣形容：“三個未來，兩段歷史，一個問題”。

三個未來是：上藥的未來何去何從？這件事情我毫無辦法；我在上藥的團隊何去何從？這件事情我可以幫忙；我本人何去何從？這件事情在于我自己的選擇，但不在于我明白的道理和判斷。兩段歷史可以叫做“呂明方給上藥的‘遺產(chǎn)’”：上藥的吸收合并一體化運營和全產(chǎn)業(yè)鏈戰(zhàn)略。任何戰(zhàn)略構想都只有經(jīng)歷實踐才能得以求證和發(fā)揚，我不希望這兩段來之不易的歷史被后來者放進歷史的垃圾桶，但我確實毫無辦法。

一個問題，始終要回到國企治理的問題?！?a target="_blank">醫(yī)藥經(jīng)理人》半年前專訪我時曾就此讓我談感想：國有企業(yè)可能在某個時間段內(nèi)做成行業(yè)第一，這個概率是存在的，但如果說國有企業(yè)可能基業(yè)長青，這個概率就為零。華佗來也好，韋爾奇來也罷，概率還是為零。我自己對此曾給媒體有過表述：“不可回避，歷史上，上藥集團錯失了很多發(fā)展機會，但通過制度安排和基礎管理的夯實，新上藥完全可能變?yōu)槌砷L性公司。”

現(xiàn)在看來，這句話除了我自己真實的相信，其實是一句政治上永遠正確的廢話。

注：本文為《醫(yī)藥經(jīng)理人》雜志社執(zhí)行總編譚勇以呂明方口吻所撰寫的觀察評論。特聲明如下：本文純屬虛構，力求真實，若有不妥，諸公包涵。為保持文章的虛構性，《醫(yī)藥經(jīng)理人》在行文前刻意沒有與呂明方本人電話或面談。 

2011年8月，呂明方在上藥集團年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題目是《直面矛盾勇于突破，破解難題抓好落實》。他語氣懇切地講：“坦率的說，上藥退回去走老路，很容易就退回去了，但往前走會很艱難。我們必須看到存在退回去的風險，因為我們的體制還不配套，我們的環(huán)境還不配套，我們的干部隊伍還不配套，我們本身還存在這樣那樣的惰性。包括我，包括在座的，永遠可以找些理由讓自己休息一下，懈怠一下。這種休息和懈怠會讓我們停頓下來。我們要跟自己的惰性，環(huán)境的惰性，習慣的做法抗拒，用心解決精神懈怠的問題，解決能力不足的問題。

革命革到最后，最難的是革自己的命。換位思考是痛苦的，但是如果不走這條路，后面的路就不能走下去。勇于突破的點在哪里？本質(zhì)是要解決用什么樣的精神狀態(tài)去推進上藥的新發(fā)展，用什么樣的干部隊伍去保障上藥的新突破，以及用什么樣的企業(yè)文化去營造上藥的新氛圍。 ”